太湖洞庭東山碧螺峰，碧螺春茶園和碧螺亭。
問茶碧螺春，必臻碧螺峰。沿浩淼太湖環洞庭東山島前行，經雕花樓、紫金庵、軒轅宮，抵達西南端楊灣石橋邊。正彷徨時，田間走來一位花甲老者，上前一詢問，老人指著東北方說：“那里就是碧螺春的發源地，向前右轉上山便是。”目睹其慈祥神情，不禁遐想：“莫非是茶仙羽翁現身點化而來？”
從上灣村口往里直行，經古靈源寺遺址到達山麓。但見山坡上，山塢里，有不少茶園掩映在茂密的叢林中。順著崎嶇的小徑往上攀緣，不時見到許多墳塋，一些墓碑前還遺留著祭奠品。但有個別明顯是“無主”的，墳前一片孤清，有些凄涼。不由心里默念：“晚輩問茶到此，有驚擾處，請請見諒則個。”同時，又感懷于島上先民有幸埋骨茶山，與碧螺春奇茗為伴，豈非長眠也風雅？
跨過山澗，上了一條比較寬闊的黃泥土路，曲折迂回片刻，遇見采茶下山的幾位大嬸。問及碧螺峰確切所在，大嬸遙指遠處山脊一小亭：“那里就是碧螺峰。”圣地已在眼前，心里一陣欣喜。
出行問茶前，特意帶上了《太湖茶俗》，因為該書不僅敘述了碧螺春茶事，還刊載了一張東山“碧螺峰”圖片。可到了實地，才發現實際情況與想象的頗有出入。其實，所謂的“碧螺峰”并非突兀而起的山峰，亦非懸崖峭壁，而是處于山巒連綿間的埡口位置，或者說是山梁、山嶺，大致的方位為后山白豸嶺響水澗石橋之東。
這是一座砂巖山，漫山遍布茶樹，中間佇立有茶亭，內懸匾額一塊，上書行草“碧螺亭”三字，落款為“甲申沈鵬（北京名書家）”及印鑒，是2004年落成的。
緊鄰碧螺亭基座西南，有大片裸露的山巖，旁邊有一株楊梅樹。其中最大的那塊巖石上，鐫刻著一行豎寫的楷書大字——碧螺峰，落款亦隱約可辨：“康熙三十八年四月”。但從書法角度研判，“碧螺峰”三字與康熙傳世墨跡大相徑庭，落款亦不合舊時文法規矩，印章內容更是匪夷所思，竟然用上了帝王經眼字畫的“康熙御覽之寶”，可謂大悖常理。由此，亦讓涉獵書畫篆刻的筆者心生疑竇。
巧遇兩位采茶娘子，當即向其中一人討教，答案是：據其祖父說，大約在數十年前，村里集體開墾山地植茶時，便已發現有刻字的山巖。
據文獻載，明正德年間，宰相王鏊（東山人）曾題“碧螺峰”于此坡。明末清初的吳偉業在《如夢令》里寫道：“鎮日鶯愁燕懶，遍地落紅誰管？睡起熱沉香，小飲碧螺春碗。簾卷，簾卷，一任柳絲風軟。”可見在康熙命名故事之前，就已有“碧螺春”一名。其后，陸廷燦《續茶經》引《隨見錄》則云：“洞庭山有茶，微似岕（長興羅岕茶）而細，味甚甘香，俗稱‘嚇煞人’，產碧螺峰者尤佳，名‘碧螺春’。”
綜上所述，顯然在明代，碧螺春即已知名。由此推測，康熙御題及改“嚇煞人香”欽賜“碧螺春”茶名，無疑是一種真假參半的附會，并借1699年康熙皇帝第三次南巡，將碧螺春進一步渲染神化罷了。結合現今石刻上某些局部殘存的削鑿痕跡，也不排除系王鏊“碧螺春”題刻被人為修改而成。此外，尚有近代李根源題書“碧螺春曉”遺跡，可惜未得一見。
清代王應奎《柳南續筆》、陳康祺《郎潛記聞》和《野史大觀》等書曾記載：“洞庭東山碧螺峰的石壁，產野茶數株，土人稱曰‘嚇煞人香’。”而《太湖備考》更是將東山碧螺峰野茶的出產歷史推至唐代中葉。也許就是那幾株不起眼的野茶，衍生了東山享譽天下的碧螺春。但有些遺憾，在碧螺峰周圍及茶園里找尋良久，未能發現心目中的“野茶”；想來是因為歷史的風雨滄桑，加上樹齡老化，茶樹陸續更新換代，早已難覓瑞草仙蹤了。
環顧茶園，夕陽給漫山的碧螺春茶樹染上了層層金黃。極目遠眺，湖光山色，一覽無余。
這一刻，悄然置身于碧螺峰上的碧螺亭，不禁相思起俗稱“佛動心”的碧螺春來。隨身攜有茶具，可嶺上無水無電，如何是好？靈機一動，摘了一朵碧螺峰邊的靈芽，放入白瓷甌，取出一小瓶自釀葡萄酒，以酒代水，瀹起碧螺春鮮葉來。連飲三杯，口嚼茶青，歡喜之際，恍然微醺矣。
歸途中，獨自在茶樹叢、花果林間穿梭，酒醉、茶醉、心亦醉；而舌端，恰似綻放出一朵妙蓮花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