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著名作家鄧友梅：“茶，洗盡塵俗潔心花”。
——訪當代著名作家鄧友梅
“來，咱們用大杯喝茶，回去你就說，鄧友梅就用這大杯喝茶”，剛剛坐定，從書堆里走出的鄧先生便遞上了一大杯綠茶。采訪時正趕上鄧先生家搬遷，這陣勢說汗牛充棟并不為過，除了堆疊四處的書籍，就滿是鼻煙壺、茶壺等各色的收藏。
鄧先生祖籍山東，在天津長大，后在北京居住，曾在四川等地采風，在香港住有時日，談起茶來，自然是博聞強識的學者之風。聽爽朗幽默的鄧先生說各地的茶俗，比起讀《那五》、《煙壺》畫卷般的色彩斑斕來，是聽說書一樣的暢快，不但一張張風俗畫展開畫卷，畫面上的形象也越發生動起來。
在山東老家，過去這喝茶大多是男人們的事。平時老百姓下地干活顧不上，等到秋收后，農閑了，就開始一家一家地喝。只要聽人說“生爐子了”，就是燒茶水了。在這里燒柴鍋是做飯，燒茶水才生爐子。誰家燒茶水了，碰見熟人就喊，“來吧，我家生爐子了！”于是，村里的男人都會到他家喝茶，今天張家明天李家，這是村里的風俗。茶的葉子大，是在街上紙箱子里裝著賣的。水是在地下火爐里燒的，爐子是下細上粗的坑，地下兩個洞，一個燒火，一個燒水，水壺坐在坑里，一半臥在地下。爐坑連著炕，喝好了茶，炕也燒熱了，正好睡覺。
鄧先生出生在天津，從小就跟著長輩喝茶。天津人早上醒來頭件事，就是泡一壺茶，用的是大提梁壺，一壺能喝一天。那時候還不是家家都有暖壺，即便有，也不用來裝茶水。所以冬天的時候，茶壺外面要套一個壺套，壺套外層是竹藤編的，里層續的棉花，保溫效果很好。過去天津人和北京人一樣喝“小葉”、“大方”這些花茶，沖茶時水燒得倍兒開，滴在地上聽得“噗”的一聲，才沏。鄧先生還提到兩件天津喝茶的趣事，一是法租界里，一手端著茶壺一手指揮交通的警察，這是鄧先生親眼所見，崗樓上有傘，傘柄間做一個放茶壺的板，警察嘴對著壺嘴，“嗖”，喝一口，然后比劃一下“過去，過去！”另一件是舞池里手執茶壺打太極拳的老者，鄧先生說那是一位有錢且有名氣的人。想必在舞者翩翩的酒綠燈紅里，這樣一位突兀著耍太極拳的老者不出名也不容易吧。除此之外，還有些傳奇的段子，比如戰亂逃難，一位舍家不舍茶壺者，被日本兵打中手中茶壺，不嘆有驚無險卻道：“可惜了這一壺好葉子！”當然，這傳奇的真假就無從考據了。
說到北京的茶館，鄧先生再熟悉不過了。比如在《那五》里出現的“來今雨軒”，是鄧先生“文革”前常去的地方，樹下涼棚，環境好且安靜。那時文化界的人商量事情談稿子常在茶館里說。 除了“來今雨軒”，中山公園還有兩家出名的茶館。一家還賣汽水、咖啡、果露之類，趕時髦的年輕人常去。鼓樓大街的茶館經常是攬工的地方，招工的人往茶館一坐，沖茶館里喝茶的杠夫、工人們一招呼，哪里，什么事情，需要幾個人，誰來，事情就成了。崇文門外多是買賣古玩的，此地的茶館里多是談生意的商人。而天橋的茶館，晚上則常有人說書，《聊齋》、《七俠五義》，說三個月也說不完。
鄧先生常去茶館聽書，一聽就是一年，為的是去聽說書人如何用北京話表述生活?！暗氐赖谋本┰挘皇侵R分子在學校里能學來的。但是，坐在茶館里，臺上說著臺下議論著，這些人嘴里說的都是地道的北京話。學習語言藝術上，我是狠下了一番工夫。每到聽書前，我先把故事看一遍，了解情節后，想想我講該怎么講，自己在家里說一遍，再去聽。同樣的故事情節，聽說書人是怎么表現的，用什么樣的語言，這樣就找到差距了。這段茶館聽書的經歷，對我寫小說起了很大作用”。
說到采風，鄧先生說，“我是寫小說的人，每到一個地方，我最喜歡了解當地民風”。這找茶館是少不了的，去四川更是一定要去茶館，成都這座城市如果沒有茶館氛圍就不大同了，泡一碗沱茶，坐一晚上，鬧哄的氣氛，還有就著鑼鼓點兒唱戲的茶客。走常了就知道哪個茶館晚上說什么書，哪個茶館晚上有賣什么的商人，再比如哪個茶館要來有名的大夫。
鄧先生的愛人是新華社駐香港記者，又是廣東人，廣東、香港茶館是常去的。廣東人喝早茶，最早是從打工仔開始的，他們講究“一盅兩件”，一杯茶，一份飯，一份小菜，常被點的是咸魚蒸飯，兩毛錢一份最便宜。有閑的文人也常去，點上燒賣、百葉，拿一份報紙，早茶能喝到十一點?！艾F在我和老伴常去北京的廣東茶館，進去一看，我就知道哪個是北方人哪個是南方人，北方人點了豆漿油條，吃完就走。南方人點了茶和茶點，慢慢聊。當然，現在去茶館不是采風，恐怕是作風景了”。
鄧友梅，1931年生于天津，當代著名作家。創作以中短篇小說為主，主要作品有：《在懸崖上》、《我們的軍長》（獲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追趕隊伍的女兵》（獲1977─1980年中篇小說二等獎）、《話說陶然亭》（獲1979年全國短篇小說獎）、《那五》（獲1981─1982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煙壺》、《“四海居”軼話》、《索七的后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