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茶文化愛好者，都閱讀過一部清代茶著《續(xù)茶經(jīng)》，其編輯者就是清初在崇安縣（1989年改置武夷山市）任過知縣的陸廷燦。
陸廷燦，字秩昭（有的說是扶照），浙江嘉定人。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授知崇安縣，時達六年。陸為官潔身愛民，頗有廉政聲名。史載他常“抱琴攜鴿”有仙家風度。
陸廷燦常自言為茶圣陸羽之后，為“家傳舊有經(jīng)”而自豪。這位富有學識的縣令，在知崇安縣期間，遍覽前人贊頌、載記的武夷茶詩文，因而對茶產(chǎn)生了濃厚興趣。在廣泛接觸當代茶事后，他認為：“《茶經(jīng)》著自桑苧翁（陸羽之號）迄今已千有余載，不獨制作各異，而烹飲回異，即出產(chǎn)之處亦多不同。”這是自然之事，近千年中哪有不變之事。陸羽所在世之唐代時，茶多以蒸青團餅制法，品飲則多要炙、搥、碾、羅，然后煮飲。到陸廷燦清代時，大多已發(fā)展為炒青綠茶，武夷山已出現(xiàn)了巖茶（即烏龍茶）。由于制茶方法的大改進，茶品就不同，品茶之法也大有進步，多以沖泡品嘗茶之真味為目的。
本來就“性嗜茶”的陸廷燦，在“承乏崇安，適系武夷產(chǎn)茶之地”后，他“究悉源流，每以茶事下詢”。同時在“查閱諸書，于武夷之外每多見聞”，但是由于公務繁冗，無法靜心審錄。六年后，陸知縣任滿，便借以“多病家居”，才得以閑暇“翻閱舊稿”，并請教他人，終在雍正十二年（1734）將《續(xù)茶經(jīng)》編就，刊印于世。
《續(xù)茶經(jīng)》按唐陸羽《茶經(jīng)》體例，分欄目為：茶之源、具、造、器、煮、飲、事、出、略（即茶書目錄）、圖十個方面，并附有歷代“茶法”。清代的《四庫全書》收錄了此著，并予以很高評價。編者在其“全書總目提要”中寫到：“自唐以來閱數(shù)百載，凡茶之產(chǎn)地，制茶之法，業(yè)已歷代不同，即烹煮器具亦古今多異，故陸羽所述，其書雖古其法多不可行于今，廷燦一一訂定補輯，頗切實用。”另則，書中還輯錄了一些已經(jīng)亡佚的古代茶事資料。該書眾采博引，內(nèi)容豐富，不愧為一部研究中國茶業(yè)的珍貴文獻。
該書多處輯了武夷茶事，就此略舉幾例。如在“一、茶之源”中摘錄的《武夷茶考》寫到：“蘇文忠（蘇軾）詩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籠加’，則北苑貢時，武夷已為二公賞識”。此段文字說明，北宋時武夷茶已貢于朝中。又如在“三、茶之造”中，摘錄了清王草堂（名復禮）的《茶說》一文寫到清初武夷茶采摘、制作、干茶色澤等，這是此后至今的武夷巖茶（即烏龍茶）手工制法的最早記載。時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據(jù)此可以肯定烏龍茶“至遲”在此間已經(jīng)有之。中國茶界也基本公認此文所即烏龍茶制作工藝。
此外，書中還摘錄了前人評說武夷山虎嘯巖語兒泉、天柱三高泉、小桃源等處之泉水“純遠而逸、致韻雙發(fā)”。
書中還摘錄了前人載記朱熹在武夷山中植茶、采茶、煮茗、吟茶詩的文賦、詩詞。
值得一提的是：陸廷燦對北宋沈括《夢溪筆談》中說的“建茶（含武夷茶）皆喬木”說法，提出異議。他說：“余所見武夷茶樹，俱系叢茇，初無喬木。此存中（沈括之字）未至建安歟？抑當時北苑與此日武夷有不同歟？”筆者認為陸廷燦所疑是對的，按古書所言，建州、武夷之“菜茶”原生種均為叢生，即今之灌木也。或許沈括未到建州，或許當時對喬木概念還未確定。其實按科學而言，喬木當是有明顯主干，灌木則系叢生，不能單以高矮論定。
若要說《續(xù)茶經(jīng)》有所欠缺，則是該書中很少有陸廷燦自己的記敘和論說，所以對當時的茶事缺乏較全面的記載，給后人考證留下一些空白點。另則《續(xù)茶經(jīng)》有的摘錄之文句，只有書名或文名沒有作者，使今人不知是何人之作。
陸廷燦在崇安任知縣六年，還與王草堂共同修撰成《武夷山九曲志》，這也是留給武夷山的珍貴遺產(chǎn)。
陸廷燦還在縣衙后辟有花園一處，勒名“小郁林”和武夷茶詩一首。如今所題園名之石頭仍在，為愛茶玩石者所欣賞。其詩云：“桑苧家傳舊有經(jīng)，彈琴喜傍武夷君。輕濤松下烹溪月，含露梅邊煮嶺云。醒睡功資宵判牘，清神雅助畫論文。春雷催出仙巖筍，雀舌龍團取次分。”詩中流露出這位桑苧翁后裔在武夷山品茗賞景，處事作文的優(yōu)雅從容心態(tà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