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黑茶——藏茶，起源于藏區先民的生存需求，其時代，至少是在吐蕃時期，茶文化是人類文明的偉大創造，我國是茶的故鄉，茶文化尤其悠久、豐富，為什么不產茶的藏區，創造了燦爛的茶文化。
我國藏族所居地區，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歷史上素不產茶。所需之茶主要通過毗鄰之地供給。茶正式傳入西藏，是在吐蕃時期，盛唐的豐富物質文化成果，對吐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特別是文成、金城兩公主先后與吐蕃和親的直接推動，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唐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致使吐蕃出現“漸慕華風”的社會風氣。茶文化作為中原的一種物質文化成果，十分自然地在這種交流中被傳入了吐蕃社會。
據藏族史籍記載，茶是在松贊干布之曾孫都松莽布支在位時（676一704）傳人吐蕃的。當時作為一種保健藥物而受到贊普的喜愛。贊普雖擁有中原最名貴的茶、但都不曉其烹飲之法，可見當時在吐蕃社會中飲茶之習尚不普遍，至少9世紀初以前，吐蕃人還沒有形成飲茶的社會生活習慣。茶這時雖已輸入吐蕃，但還屬珍稀物品。
歷史證明：一種社會生活習慣和一種民族習俗的形成，總是離不開其所處環境的物質條件以及人們對這種習慣、習俗的共同需要，對于維系人生存的飲食而言，尤其如此。
綜觀唐蕃關系史，在初唐至中唐約一個半世紀的時期內，雙方的政治、經濟文化關系雖有發展，但又經常受到戰爭的破壞，致使雙方的聯系受到很大的制約，內地的茶尚不具備大量輸入藏區的客觀條件，從而使藏區社會缺乏形成飲茶之習的物質基礎。
晚唐以后，唐蕃關系進入了一個較穩定的和平友好共處時期。雙方間官方和民間的貿易大大活躍起來，絲織品和茶成為唐朝與吐蕃市易馬和耕牛的主要商品。由于安史之亂后內地農業破壞極嚴重，唐朝長期依賴吐蕃地區馬牛等物的輸入，作為交換的茶也長期地大量地被輸入吐蕃。這就使藏族社會具備了形成飲茶之習的物質基礎。
從寺院到民間
唐自開元以后，因禪僧坐禪“務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狹，到處煮飲。從此輾轉相仿效、遂成風俗。”隨著唐蕃之間的交往增強，特別是內地的大量禪憎相繼到吐蕃傳法或經由吐蕃去天竺求法，使這種飲茶習俗也傳播到藏地。
自9世紀初熱巴巾規定“七戶養一僧”后，藏地僧人再不需要從事生產勞動，對于每日長時間坐靜誦經的藏僧來說，漢僧的飲茶之習此時更具有了效法的價值，它不僅能達到“破睡”、“滌煩療渴”的生理方面的功效，而且能給這些僧人單調孤寂的生活以心理上的慰藉。因此，飲茶的風氣首先在藏地僧人和寺廟中蔓延開來。
后來，吐蕃發生大規模的滅佛運動，寺院被毀，僧人被迫還俗，這些融入民間的僧人，無可避免地將他們的飲茶習慣傳播于人民大眾中，于是在普通民眾中也開始興起飲茶的習慣，一經傳播開來，便一發不可收。從那以后，飲茶作為一種全社會、全民族的共同習俗，便自然而然地逐漸形成了。
9世紀末吐蕃王朝崩潰后，各地方各部族與內地的交換活動趨于自由。五代及宋，正式建立“茶馬互市”的制度，更使茶得以源源不斷地輸入，為推動藏族社會飲茶之習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自元代起，西藏正式納入祖國版圖，藏族飲茶之習由此獲得了可靠的物質保證。內地的茶文化在藏區經由王室、僧院、民間的傳播推廣、借鑒吸收，逐漸形成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被賦予一種新的文化特質和形態，這就是藏族茶文化。經過千余年的發展，茶文化已成為藏族傳統飲食文化中最富生氣的一部分。
醫療保健作用
茶在藏區最先是被當成醫療保健飲品來使用的。眾所周知，藏族居于高寒、缺氧、干燥的青藏高原，其膳食以糌粑、牛羊肉為主，缺少蔬茶。
從營養學的角度看，其膳食結構存在一定的缺陷，而茶葉中富含維生素，對人體有益的微量元素以及單寧酸、茶堿等成份，具有清熱、解毒、潤燥、利尿等功能，正好可彌補其不足，正所謂“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
不過藏族普遍嗜愛飲茶習俗的形成，并不僅僅是因為茶對人具有醫療保健作用。對于常年以肉食和糌粑為主食的藏族來說，飲茶既可解膩順食、滿足生理之需，又可使人處于一種快怡舒暢的精神狀態。這樣，茶的確像是“天界享用的甘露，偶然滴落人間”，給藏族人帶來美的享受。
美國著名文化人類學家懷特曾很精辟地指出：“文化的目的就是滿足人的需要。”藏茶文化正是在滿足藏人的認識需要和生存需要的條件下產生并發展起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