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霉茶的故事
湟源驚變（連載一）
春天來了，中國沉浸在粉碎“四人幫”的歡愉中，幾十年連續不斷的政治熱情還在慣性中繼續，人們在認真清理失敗者陣營中的殘渣余孽，暫時忘記了經濟指標和火車時刻表。云南卻一如既往，從未中斷向西藏調撥茶葉的任務。1979年5月，景谷茶廠生產的901批和905批邊銷緊茶，先后裝入封閉車廂，由昆明發往青海湟源車站中轉西藏。火車離開昆明后，不知什么原因，兩節車廂先后失蹤了。青藏鐵路于1970年由西寧前進到湟源后，云南調藏茶葉不再經蘭新鐵路柳園站而改由蘭州轉青藏鐵路的湟源站交貨。同年7月1日，成都至昆明鐵路建成，從此調藏茶葉即可在昆交運，經成昆、寶成等鐵路線直達湟源站交貨。走成昆線，比原經貴陽、重慶繞道至成都縮短了500余公里。這批貨走的成昆線還是貴昆線，鐵路方面沒有人說得清楚。有消息稱，這段時間成昆線云南段塌方中斷。整個夏天，電報和信函在西藏駐成都采購站和云南“省茶司”之間來回飛舞，可失蹤的車皮始終沒有找到。入秋，青藏高原的草開始變色了，那兩節不知在那個車站滯留了幾個月的車皮又先后出現在湟源車站。進藏物資轉運站倉管人員點清數量后按程序抽樣檢查。茶葉發霉了，黃色的霉斑，有的連片，有的狀如散沙，斑斑點點，令人害怕又令人心痛。西藏方面堅決要求退貨。
歷史上由云南產區運往川康、西藏等銷區的茶葉，全靠牲畜馱運，運距長，在途時間久，加上使用的包裝是竹簍、筍葉、竹絲、棕(麻)繩等簡易物料，牢固性差，運輸過程中多有破損，茶葉也易受潮霉變。為避免損失，云南將不帶把心臟形緊茶加上一個小柄，成為一個完整的心臟形，包裝時七個緊茶首尾相連，用糯筍葉卷成一個長筒(凈重5斤)，再用篾絲捆扎牢固后，兩個緊茶之間形成一定空隙，有利于通風透氣，減少茶葉受潮霉變的可能性。由于交通事業發展迅速，原來的牲畜馱運逐步為現代運輸工具所替代。1967年，茶廠在技術革新中提高工效，減輕工人勞動強度，將心臟形緊茶改為長方磚形，每塊凈重250克，五塊一包，白紙包裹，麻繩捆扎，24包一簍，凈重30公斤。磚形緊茶體積小，既便于裝卸車和堆碼，也適于用機械加工壓制，但透氣性比心臟形緊茶差得多。景谷茶廠發出的貨，正是改形后由圓變方編號為901批和905批的青磚緊茶，也就是今天我們說的“生磚”。
云南進藏茶葉從未出現如此大規模的霉壞變質情況。解放初，麗江貿易公司售給昌都合作社“寶焰”牌緊茶一千擔，在德欽完好交貨。從1953到1956年共轉運西藏茶葉二萬余擔，不管運經麗江，還是經由畹町、緬甸、印度，以及經昆明、瀘縣、成都，都沒有出現大的問題。從1957年起藏銷茶即改由國內公路和鐵路聯運至甘肅武威車站交貨，到1960年共安全調西藏緊茶8．53萬擔。1967年以來，云南調西藏的茶葉任務由年供1．96萬擔猛增到1973年的3．85萬擔。為充數應卯，云南收購野生茶（荒野茶）拼配緊茶進藏，藏民飲茶量大，喝多了野生茶出現頭暈頭痛、腹脹抽縮嘔吐等癥狀，反映不適。受野生茶影響，云南進藏茶葉越來越少，現在又發生茶葉霉變事故，真是越冷越刮風。
霉茶的故事——景谷風云（連載二）
青海湟源傳來的消息在景谷縣掀起軒然大波，社會上議論紛紛。有人說，崔興財廠長造反起的家，早就對粉碎“四人幫“不滿，故意搞破壞，這么些年出了這么多茶，好好的怎么就霉了呢。茶廠職工更有說法，縣委劉國禎書記早對崔興財不放心，從北京開會回來就布置成立縣委“揭批查”辦公室，開展揭發、批判林彪、“四人幫”，清查與“四人幫”陰謀活動有牽連的人和事，縣公安局新調來茶廠的支部書記準給崔興財好果子吃。崔廠長有如熱鍋上的螞蟻，寢食不安，六神無主。他聽說省公司分管生產貨源的馮治民副經理強調質量出問題責任在廠家。馮是戰場上“解放”過來的戰士，文革中大氣都不敢出。現在碰到茶葉變質出事，自然是事情越少越好。崔興財頂在風口浪尖上，不知道關口能不能過去。許多人都說，事情處理不好，崔興財可能去坐牢。
省里來通知了，讓茶廠來人同去湟源。誰去呢？縣里的意見是崔興財去，解鈴還需系鈴人。公路上沙土飛揚，對頭車過去車廂里就象面粉廠，氣都憋不過來。崔廠長一路想不明白，這幾年計劃8000擔，都是一樣的原料，一樣的加工，一樣13%的出廠水分，怎么單單這兩批貨出問題。兩千多件近百噸計兩千來擔茶葉，價值20多萬元可是個天文數字。59年以前，景谷所有茶葉原料調昆明下關，人們說景谷是原料殖民地，爭辦精制加工。縣外貿站和茶廠原是一個單位，搞茶葉的有意見，認為領導關系不明確，站里又摳門，建廠以來辦公室、宿舍只撥了八千元錢，職工宿舍是茅草房，辦公室安在臨時貨棚里，收茶沒地點，送茶趕馬人沒住處。茶廠連年虧損，沒基建款，烘房幾次幾乎失火，想改蒸汽干燥卻沒能力。76年外貿站升格為局級單位，屬縣革委會的職能部門，管理全縣茶葉生產采購，茶廠行政仍屬商業局領導，業務與外貿局雙重管理。世上的事，爭不如不爭，茶廠爭得自立歸了商業，卻爭來爭去爭得個禍端，體制上屬外貿，或許還有個靠山。這些年，黨政一體，粉碎“四人幫”前稱呼第一把手縣革命委員會主任，粉碎“四人幫”后稱呼縣委書記。73年春，廠里垃圾堆起火，燒毀分篩車間房屋和制茶機，損失8萬元，公安局查里查外，要找出縣革命委員會主任譴責的破壞文化大革命的階級敵人。這次茶葉霉變出事，縣委書記又……..。往事像熒屏，一直不停在崔廠長腦際里浮現。1959年末，精制茶廠建成了，第二年初投產，靠手工和半機械加工心臟形寶焰牌緊壓茶，產品全部調省里邊銷。67年革新制茶工具，改制長方形磚茶，供應西藏及省內藏民區。這幾年景谷茶廠都是執行72年地區革委會下達的通知。去年，省定景谷邊茶為政治任務，年加工成品250噸，調供下關茶廠原料150噸。當年實際加工了441噸，創歷史最高水平。或許不應該太急，或許走得快了點，或許不應該爭前爭后。為打發長途時光，崔廠長一路在背景谷緊茶原料配方比例：3級4級各2%，5級6級各4.5%，7級8級各10%，9級10級各15%，粗茶31%，付腳6%。想前想后，他始終想不出問題出在哪個環節上。
崔廠長來到昆明華山南路113號“省茶司”與調供科李永友匯合后，第二天登上了北上的火車。李永友是部隊轉業干部，75年到省茶司工作，負責安排省間調撥計劃，看崔廠長一路上心神不定，總找話穩定他的情緒。“這幾年景谷茶葉情況如何？”李問。“縣革委會主任蔡遠明親自到永平公社主持召開135人的茶葉工作會議，落實五萬擔縣的規劃，會都開了15天。全縣辦了社隊聯營茶場50個，有專業人員八、九百人，種植面積已經達到三萬畝。”崔廠長回答時沒有因為三萬畝而情緒有所提高。“茶廠同外貿站分開，很多問題沒法解決，吃住都有困難。原來以為分開好，分開后，原定的一臺烘干機和兩部汽車都落實不了。省公司也有毛病，分批小樣沒有及時確認，時間來不及只有請求電話答復，現在文字根據也沒有，事都成了我的。”說著說著，崔廠長要掉淚了。李永友繼續安慰崔廠長，盡量找話說：“我省小葉種茶區選用昭通茶樣，大葉種茶區以景谷茶樣為收購標準樣配發各地。景谷樣是中央掌握的，勐海那套樣在景洪、勐臘和勐海三縣轉來轉去對照收購，由于保管不善，部分樣丟失了。72年勐海恢復審檢室，唐慶陽廠長不敢自己配樣，還通過公司來找你們。景谷茶葉在大葉種茶區是有代表性的。”此時的崔廠長，已無心去聽這些了。
啟程前，李永友同成都聯系過。成都說他們湟源不去人了，讓云南先去，若茶葉確實發霉了把貨發回去。臨行前，省公司有幾條意見：一是先搞清楚情況；二是盡量做工作不要退貨；三是能否在西北尋找市場處理。茶葉確實發霉了，李、崔二人束手無策。崔興財試圖說服轉運站清理挑選一遍，將未發霉部分繼續發往西藏。湟源轉運站的人生氣地說，別說這兩車貨，西藏自治區商業局受野生茶影響，決定退貨六萬擔，并要求云南方面承擔退貨運費每擔20元。不知是青海海拔更高更干燥，還是李永友心急如焚，他流鼻血了。問題解決不了，李、崔二人垂頭喪氣返回云南。
霉茶的故事——尋找出路（連載三）
滯留青海湟源的茶葉既進不了藏，又沒有退回昆明。東西只要沒有退回景谷茶廠，崔廠長的日子會暫時好過一些。省茶司專門開財務會研究過幾次，同時通過供銷合作總社做西藏的工作，爭取已經進藏的6萬擔和滯留湟源的貨不要退回來。73年進藏茶葉出事后，云南已經全面停止收購和使用野生茶，74年以后調出的緊茶已經沒有野生茶摻雜問題。由于野生茶影響面廣，藏民對云南茶葉仍有顧慮，新調進藏的緊茶銷不出去，西藏商業局一直堅持退貨并要求云南承擔相關費用。解放后，云南進藏茶葉的高峰出現在1973年，統計實績3.85萬擔。數量上去了，質量卻出了問題。西藏一方面要求退貨，一方面控制云南茶葉進藏數量，1976年云南僅調西藏緊茶1.51萬擔，滑坡百分之六十多。經過供銷合作總社的斡旋和解釋，西藏自治區黨委終于開會拍板，決定六萬擔茶葉不再退回云南，對藏民的解釋工作和推銷工作由西藏自己解決。對湟源發霉的茶葉，西藏方面卻態度堅決，讓云南再次來人清理解決。
省公司辦公樓是兩層青磚簡易房屋。那年茶葉從土產公司分離出來，沒有辦公地方，宋文庚副經理一不做二不休，反正文革已經亂了套，沒有請示誰就在華山南路113號后坡屬于省政府的地盤上蓋了辦公室。宋副經理是山西的放羊娃，十幾歲參軍當了陳庚虎將周希漢的警衛員，根紅苗正，文革中負責業務時常卷起褲腿露出當年要飯被狗咬的傷疤同不懂業務的造反派吵架。野生茶出事，文革中受過沖擊的經理于力已經提心吊膽，茶葉到湟源發霉，他更是大氣不敢出，正好業務分工由宋負責，事情都到了宋文庚頭上。宋的魄力，在茶葉界是有名的，他雖然沒有讀過書，只在當警衛員時補習過一些文化，但他腦子靈，首長在里屋談情說愛，他會在外屋裝睡打酣。處理景谷緊茶的會議在簡陋如人民公社駐地的經理辦公室進行，參會者還要自帶凳子。宋文庚開場就一針見血，說邊銷茶連續出事是王洪文搞的鬼，話講得頗有政治高度。大家想起來了，王洪文和李德生到新疆和西藏阿里地區轉了一圈，回來說邊銷茶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要求敞開供應，否則帝、修、反就會乘機搗亂。經王洪文搗鼓施壓，1973年年初匆匆召開了全國邊銷茶工作座談會。72年全國生產調撥邊銷茶65.3萬擔，其中收購修剪茶17萬擔，占邊銷茶原料的24%。邊銷茶敞開供應，總量需要100萬擔。會議在嚴肅的政治氣氛中下達了73年任務75萬擔，按王洪文要求先保證邊疆第一線敞開供應，供應量由每人每年限量4至5兩提高到8斤。為爭政治表現，各省預報75年可提供數量90萬擔。云南采摘、收購和在邊銷茶中使用野生茶，就是在這個歷史大背景中發生的荒唐事。
審檢科茶葉工程師譚自立隨后發言：“緊壓茶一點霉沒有是不可能的，整理景谷901是為了減少茶廠損失，整理的原則是黃霉、白霉、綠霉刷刷就行了，黑霉不行，這是有根據的。我親自去整理現場刷了個樣子。去年西藏有領導同志參加的會上，我說了黃、白霉不影響衛生，可以飲用，不能說有霉就不行。” 譚自立說的“有根據”，指的是1951年一批茶葉在青海發霉后的調查實驗結論。宋副經理插話：“派人去現場了解霉變情況，能否飲用？能否在西北地區推銷？實在不行只有拿回來，損失省里只能負擔來回的運費，產品的數量損失由茶廠承擔，該關門的關門。”宋接著說，“譚工程師頭發都快掉光了，去青海太辛苦，但還是得親自出馬，責任重大啊。”于經理自然同意宋副經理的意見，還加了一句，“定了以后要趕快辦”。否定“兩個凡是”的學習解放了思想，馮副經理說話的口氣已經大不一樣：“同意宋的意見，確實不能接收可以推銷，降價可以研究，沒有使用價值的銷毀”。事故發生后，經濟、政治和人事攪在一起，景谷茶廠邊銷茶已經停產半年多，崔廠長在等待不知會向何處游蕩的命運。大家都清楚，事情沒有結果前，縣里不會動崔興財。撤了他，那堆霉茶誰來兜。（譚自立老人）
霉茶的故事——抗菌保綠（連載四）（彭承鑑）
那些年頭，除“四人幫”外，最邪惡的東西算是霉菌了，攪得茶葉系統上下不得安寧。1975年中，調往云南尋甸、會澤和祿勸的茶葉發現五層以上全部發霉，有白、綠、黑、黃霉，銷售地紛紛要求退貨。湟源霉變，影響擴大到了省外，特別是到了敏感程度特高的藏域。防霉抗霉成了茶葉公司日常工作中的大事，具體任務交到審檢科科長彭承鑑手上。（1975年7月8日會議記錄）
霉菌挑戰，事發前看不見摸不著，輕輕走來卻強烈沖擊消費者的視網膜。找出霉菌演化發展的規律，是所有工作要走的第一步。彭承鑑科長將視野聚焦在1952年初的北京實驗上，他拿到了第一手資料，詳細記錄在筆記本上。北京實驗基本摸清了白、綠、黑、黃霉形成的溫度和濕度條件，為生產加工、水分掌握、倉儲置放和環境設置提供了大量的數據，但沒有對黃霉和白霉的菌種有益性進行過一丁半點的探討。北京實驗基本上停留在對霉菌防御性研究上，是一個消極應付的結論，只對黃霉和白霉定義了一個不影響衛生的模糊概念。
彭承鑑老先生當年所做的茶葉倉儲實驗，對正確儲存茶葉有著積極的參考價值。老先生以被動防御的態勢走進微生物領域，提供的可貴經驗卻可以幫助后人以進取革新的態勢找出一條發展的新路子。彭先生發現：1.容器愈大，裝的愈多，則抗力越強，否則易于速變；2.在不十分嚴密的包裝中，四至九月份吸潮，十至三月份回燥；3.包裝中的茶葉劣變，溫度越高越顯著，每年以六至九月為劇；4.貯藏耐久力茶葉結構松緊有關 ，即越緊越易劣變。在彭承鑑老先生的工作日記中，甚至記錄了早期漿糊防霉劑的配制、成分使用量和使用方法。
依據工藝不同特征形成的流行茶葉分類，，漸漸在茶葉生活中固定了一種思維模式，不經意地模糊了茶類之間發展變化的過程脈絡。換個角度，茶葉又可以分為發酵茶和不發酵茶。發酵類有紅茶、烏龍茶、黑茶、黃茶和或許將來能自立門戶的普洱茶。白茶和綠茶不發酵，他們是茶葉工藝史上的始祖，白茶據說只有二百來年的歷史，但工藝特征或許折射出了最原始的茶葉加工過程。幾千年來，綠茶潔身矜持，漠視發酵，不與霉菌為伍，長期抗菌而保留了零發酵的英名。然而社會生活多元發展的必然性，最終促使較為保守的茶葉家族衍生出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發酵工藝，雖然離經叛道，但卻豐富了人類的物質文化生活，為茶葉發展注入了革命性的元素與活力。云南對曬青綠茶后發酵中微生物積極作用晚到的認識源于當地人不喝發酵茶。因陳化或發酵而成的普洱茶已經在沿海地區形成社會生活習慣，長期飲用零發酵綠茶的云南人還在奮力反擊微生物的入侵，但他們在艱苦的抗菌戰役中逐步接近了那條通往另一片天地用微生物筑就的通道。（以上為彭老先生日記）
霉茶的故事——再上湟源（連載五）
譚自立和李永友二人先來到成都。按宋副經理的意見，這次去，一定說服西藏駐成都采購站的同志一同去。采購站領導陳得福最終同意后來成為采購站經理的業務主管熊良樞同去湟源。他們在湟源整整呆了一個星期。三人對901批扦樣17件，幾乎接近商檢規定，全部打開后按霉類分別統計，黃霉和沒有霉的占64%。905批開檢384包，扦樣16件，其中黑霉31包，綠霉4包，雜霉21包，黃黑霉混雜的12包，黃霉240包，黃霉和沒有霉的占80.2%。經同轉運站的同志座談商量，大家一致認為該批茶不進藏為好，理由有三：緊茶不要求有黃花霉；從政治形勢上看對當前和長遠利益不利；降價銷售也不行，沒有人去做工作。轉運站的同志還反映，四川糠磚用竹蔑裹扎，包裝改進得好，適于長途運輸，而云南1967年改制磚片緊茶后，內包裝沒有問題，外包裝以竹片花籃內襯筍葉，牢固性差，搬運幾次就壞了，不適于人力畜力長途運輸，不受藏民歡迎。看過樣品，西北各省有不同反應。青海、陜西表示不能銷。甘肅銷茯、花磚，稱黃花霉“金花”，認為緊茶有黃霉可以銷，但市場已經呈飽和狀態了，要求將緊茶打爛，改變形狀重新訂價賣，還要求云南提供1至2千擔中下擋綠茶，以彌補緊茶銷售損失。譚、李表示，價格可適當降低，如甘肅全部接受價格可降30%，但最終沒有說死。寧夏主要銷茯磚，不要緊茶，反過來要求云南支援幾擔“春蕊”曬青綠茶。
按照昆明的指示，譚、李二人攜樣來北京向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匯報情況。晚上二人特意去看望時年已經83歲高齡的吳覺農老先生。吳老仔細看了樣品，對譚自立說，“小譚啊，你是學茶葉的，茶做成這個樣子，不應該啊”。“前年我到昆明，反復講了質量的重要性，還是沒有引起足夠重視。這兩批茶葉，經過茶廠審檢和公司審檢兩道關口，怎么還會出問題？”吳先生嘆了一口氣接著說，“1951年我任中茶公司總經理時，一批茯磚茶發到青海，結果霉變了。西北區公司派員攜帶茶樣來京化驗，雖然認定黃霉可以飲用，但建國初人們謹小慎微，畢竟是入口的東西，誰敢負這個責，最后還是一把火燒了，造成社會損失。” 吳老查閱了資料，1951年11月27日中茶總公司召開專門會議，貿易部監察局和對外貿易司的領導參加，檢查青海市場茯磚茶霉變事故原因。當時落實的情況是，在茯磚“發花”上，溫度、濕度難以控制，溫度過低產生“綠霉”，過高則出現“黑霉”，都屬霉變產品(以發黃花為好)。會議決定處理意見：一、總公司設立專門技術小組，由中南、西北區公司派員參加，在京進行茯磚茶加工發花試驗。二、涇陽、咸陽加工茯磚技術落后，應組織私營廠商逐步轉向運銷。三、霉變磚茶停止出售，由私商賠償部分損失。茯磚發花試驗技術小組由總公司處長方翰舟、副處長陸松侯主持，后來調到云南工作的谷應等和中南、西北區公司技術干部共同組成。小組還邀請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人員參加研究。經過一個多月共試制6l片茯磚。初步結論是，茯磚發花關鍵在于掌握適當的溫度和濕度。
兩人第二天晚上又來到中國土產畜產進出口公司茶葉顧問、高級茶葉技師、全國政協委員黃國光先生處。黃顧問表示磚茶歷史悠久，黃霉是好的，不影響人體健康，歷史上唐、宋時代就有了。他談了幾條意見：1.水分標準13%是高了，保證不了質量，建議修改成11%，保質水分10%。2.對西藏市場銷售習慣組織力量進行調查。3.云南自己要有主意，西藏市場是要占領還是退出？包裝差，必須改進。4.茶廠審檢制度不健全的要停產。為防止再次出現茶葉霉變事故，他要求回去后給省外貿局寫個報告，由外貿局加按語轉發各邊銷茶加工廠。
霉茶的故事——霉的啟示（連載六）
同樣是1973年春，云南還發生了一件茶葉發展史上重要的事。在長達7天的茶葉加工座談會上，傳達了李先念副總理和外貿部李強副部長有關國際形勢和茶葉發展的重要講話，李強副部長講話中特別強調了要發展普洱茶。云南是普洱茶的故鄉，云南人認為普洱地區產的茶都是普洱茶，對李強副部長講的普洱茶茫然了。在4月3日下午的討論會上，后來生產了鳳凰沱茶的原下關茶廠技術員林興云發問：“李強副部長的講話中提到‘普洱茶’是指什么茶？”問題的原因是海外的普洱茶指向已經發酵質變的曬青茶品，而在此之前，云南當地人生產、見到和品飲的是零發酵的綠茶。李副部長這時講普洱茶有著深刻的國際形勢變化背景。那時北越還沒有攻陷西貢，下關茶廠還在準備接待越南茶葉實習生，但越共政治上已經完全倒向蘇聯。抗美援越戰爭中，香港港九茶葉業商會動員茶商購買北越茶發酵應市。北越茶發酵后苦不回甘，愛國茶商和港澳同胞忍受了。見越南忘恩負義，商會又動員茶商抵制北越茶。云南省人民政府收到外貿部電報，安排省公司發酵生產250噸普洱茶應急港澳同胞。這一年，云南獲得了普洱茶的外貿出口經營權。（1973年4月3日下午討論記錄）
第二年黃又新帶來了春交會客商對普洱茶品質要求的信息：紅湯，葉底黑，有陳味。 黃又新特意帶回一包老茶，喝慣曬青綠茶的宋副經理說有霉味，按紅、綠茶的審評味感，肯定要打入冷宮，定為過失茶，不予收購銷售。黃又新接話，“會喝普洱茶的說陳味，才接觸普洱茶的說霉味。沒那味，又不是普洱茶了，曬青茶可是一點沒那味。"霉或陳，或許是一個東西，認識不同，心境不同，經驗不同，感受不同，情緒不同，表述不同罷了。霉是霉，怪是怪，出口必須搞，宋副經理讓將成品放入地下室做儲存試驗，并提出壓制加工前進行渥堆處理，還說庫存的一千多擔里，少量放一點到防空洞試驗。（1974年6月1日會議記錄：黃又新匯報春交會情況）
宋文庚副經理和調供科敖奇富同志拿著交易會帶回來的普洱茶樣品來到昆明茶廠李希金廠長辦公室。李廠長叫來審檢股股長吳啟英，讓她看樣品。此茶外形粗壯，色黑褐，原料相等于9-10級青毛茶。受野生茶和湟源霉茶影響，昆明茶廠積壓了400多噸9-10級青毛茶，只能慢慢拼入青磚（生茶）使用。搞普洱茶，可以消化積壓，昆明茶廠巴之不得，可云南從來沒有見過和做過這種茶，急得老實巴交的李廠長團團轉。茶廠托公司業務員黃又新幫助了解廣東人工發酵普洱茶方法。交易會上，黃又新向廣東茶葉進出口公司提出參觀生產特種茶的茶葉三廠，遭到特種茶科連少利科長的拒絕。解放以來，廣東三廠一直用北越茶、廣東茶和部分云南曬青茶拼配發酵普洱茶，除原料欠佳外，他們工藝成熟，經驗豐富。云南自己開埠出茶，廣東是不滿意的，自然不愿施教。黃又新碰了釘子，正發愁，云南省政府駐廣州辦事處負責煙葉和茶葉轉運工作的施敏說他有辦法。施敏是上海來云南的知青，人極聰明，來廣州兩年學會了廣東話，還同三廠的職工交得朋友。黃又新偷偷進了三廠的車間，聽了加工過程又看了現場操作。（吳啟英的點滴回憶，寫于2004年10月12日）
看是看了，聽是聽了，喝也喝了，所有信息匯成一體傳到了昆明茶廠，但茶廠上上下下還是對首次發酵茶堆面層上長出的白霉顧慮重重。人們的情緒是可以理解的，在茶葉加工歷史上，霉變始終在扮演一個不光彩的角色。我們還要理解的是，臭豆腐、豆豉和咸菜發生的霉變，往往要經歷一個漫長甚至是痛苦的認識過程，才會飛躍出一個褒義的表達。隨著出口正常進行和收匯安全穩當，茶廠上下和公司職工盡管自己不喝，但在他們眼中，茶堆上的霉層同臭豆腐上的霉層一樣，已經沒有害人的差別。
省公司調供科分兩個部分，黃又新、敖奇富、朱震平、鄒家駒和廣州辦事處回來的施敏負責出口工作，李永友一人負責省內外調撥。得知青海湟源的情況，科內議論開了，何不用這批茶揉碎試試發普洱茶。潘意如科長向主管業務的宋文庚副經理匯報了科內的意見。宋副經理還是不放心，專門將埋頭在茶區搞紅碎茶轉子機實驗的谷應找回來詢問。谷應明確回答，1952年2月北京試驗結果證明黃霉沒有問題。
霉茶的故事___柳暗花明(連載七)
1980年8月中旬，公司再次召開會議研究解決霉茶辦法。在聽完譚自立、李永友的匯報和公司各科的意見后，宋副經理果斷地說，“發電：901、905全部回運昆明，重新加工后改制普洱茶”。馮副經理也附議：“拉回來，改制普洱茶，爭取少虧或不虧。黃霉挑出來，單獨給香港寄樣”。于經理也說，“根據匯報情況拉回來，回來后的處理意見第二步再定。拉回來經濟上少受損失，換回政治上影響，第三可增加出口貨源。今后不能再發生類似問題。通報茶廠。
景谷茶廠如釋重負，崔廠長徹底解脫了。普洱茶制作需要發酵長霉的信息在廠里掀起了普洱茶制作熱。事實上，徨源出事的當年茶廠苦于邊茶停滯，原料積壓，已經在用5—10級曬青茶發酵試制普洱茶。歷史上，景谷人李文相于光緒二十六年(1900)創辦制茶作坊，用曬青毛茶作原料土法蒸壓月餅形團茶，又名谷茶。兩年后被下關“茂恒”、“永昌祥”商家仿制成“碗形茶”，經昆明、昭通運到四川敘府（今宜賓）、沱江一帶銷售。景谷團茶的加工，奠定了云南沱茶的雛形。民國期間，景谷有私人茶葉加工作坊15家，加工品種有團茶（分四兩裝、五兩裝），小餅茶（二兩裝）、大餅茶（八兩裝）、方茶、茶膏等。古往今來，當地所有茶品加工，都同發酵無緣。景谷沒有紅茶生產，連酶促發酵也沒見過，因而省公司1965年（65）滇茶土生第134號通知說明部分第三條規定：“景谷緊茶因缺紅腳茶，配料可增大五級原料補足”。無怪乎一朝霉變，有如天陷地裂，慌了手腳。新認識開辟新天地，80年景谷茶廠發酵生產了18噸普洱茶調昆明茶廠拼配出口，兩年后產量達180多噸，獲得對外貿易部“出口產品，質量優良”榮譽證書。
秋交會前，青海湟源的貨還沒有發回來，秋交會不可能帶樣去征求客商意見。那年貨源偏少，又增加了兩家新客戶，香港東榮茶葉貿易有限公司的合同數比上年少了許多，意見頗大。同香港總代理德信行（中資機構）茶葉部林圣光先生商量后，將景谷緊茶的情況告訴了東榮郭宏隆先生。郭先生仔細詢問了霉變顏色，程度和數量，說好春節前后親自到昆明商定。計劃經濟時期，香港茶商統由德信行通過商會組織同來同去，一般不會單獨行動。為避非議，郭宏隆先生先飛成都旅游，順道轉飛昆明。科里安排黃又新和鄒家駒負責接待和進行商務洽談。游完西山和大觀樓回來，我們帶郭先生到昆明茶廠抽樣看貨。香港民眾不是從書本，不是從理論概念來認識普洱茶，而是從生活，從長期的茶葉飲用實踐中來認識普洱茶。在他們的概念里，云南曬青茶葉正常發霉同其他有益發酵食品一樣，是一個生活實踐已經肯定的合理過程。他們累年沖泡和喝掉的不知數量為多少的普洱茶水，已經把貶義的“發霉”清洗為褒義的“陳化”或“發酵”。看過樣品，郭先生說黃霉茶可以要，他全部要。數量100多噸的合同簽訂了，茶磚解碎后再發酵，霉上加霉，茶號定為散茶75021。
百來噸緊茶蒸軟揉散，工作量大。茶廠原準備安排分兩班生產（25人），每天加工30擔，預計2個月完成，加上發酵時間兩個月左右，爭取9月底按合同交貨。大鍋飯時期，人們工作熱情不高，出工不出力，一天搞不了幾擔。茶廠鍋爐又壞了，只得另外打個灶，用大鍋蒸。為趕合同，公司同意茶廠組織工人晚飯后加班，實行定額制，每人每晚任務一擔，支付工資外加工費3.50元。工人揉完一擔，各自堆個小堆待驗收。車間組長秦瑞瑤負責驗收，發現堆里普遍有鴿蛋大的疙瘩，可工人手都麻木了。返工不可能，重怒難犯，秦瑞瑤得罪不起這么多人。擔心發酵不勻，加上剔除其他霉變茶后原料不足5百來擔，經公司同意拼加20%的9級茶參與渥堆發酵。
一百來噸75021普洱散茶，在周游中國西部地區、經歷三年多是是非非和繼續發酵修煉升華后，終于來到認識和歡迎它的地方，終于找到了它的最佳歸屬。這批茶，湯色透亮，滋味醇和，不苦不澀，是云南歷年普洱茶出口品質最好的一批，到港后立刻被搶購一空，成為香港茶葉界的美談。原本被詛咒被排斥的霉菌，表明了它們是我們的朋友而非敵人。當朋友伸出有善和有益的雙手時，我們為什么不緊緊握住它？
注明：微小生命的篇章——讓普洱茶歷史說話共五篇
（一）霉茶的故事
（二）日本霉魚與普洱茶
（三）法國霉奶酪與普洱茶
（四）不發霉的克林頓與普洱茶
（五）沉寂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本文來源：鄒家駒的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