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初，記者在北京看到這樣一張照片。那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中國媽媽莉莎和女兒在吃過東西后，隨手在店里拍來的。照片上，店里陳列著琳瑯滿目的盒子，上面有藍色的花紋，金棕色的底色，白色的植物，優雅簡潔。這可不是女孩子的化妝盒，裝在里面的是洋茶葉。“更講究品牌和包裝，和中國茶葉風味韻味完全不同。”莉莎說。
當地人喜歡這個品牌，女兒那些剛高中畢業的同學們說起茶葉唧唧喳喳，這個喜歡紅茶、那個喜歡巧克力茶，還有的急忙展現自己的“見識”，說，世界上最好的茶葉應該來自印度或者斯里蘭卡。有成片成片的茶園，風一吹，采茶女的頭巾在綠色的茶園里左右飄動，好看極了。
莉莎抿著嘴微笑，但是她笑得有些勉強。她記得，祖母每天清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捅開煤爐子，裝上一壺水，從柜子里小心地拿出一個紙包，哆哆嗦嗦抓出幾片葉子，等著泡一杯濃郁醇香的茶。她比孩子們更懂得茶葉，她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出于對中國茶葉的渴求和對巨額貿易逆差帶來的憤怒，外國人曾經報復性地對中國輸入鴉片。最終他們從大西洋開來戰艦，集結軍隊，抬出炮臺攻擊中國的國門。
人們后來將這場戰爭命名為鴉片戰爭。那時候中國茶猶如人人覬覦的傾世美人，戴著獨一無二的皇冠。但是現在，莉莎有些無奈地意識到，“皇冠已經不在了。”
“2010年，中國茶葉產量140萬噸，其中只有30萬噸出口。占世界茶葉貿易的18%都不到。”中國茶葉流通協會副會長王慶對《中國周刊》記者說。
“走出去”的困境
和莉莎在美國看到中國茶尷尬的場面不同，在中國，4月底5月初，正是春茶上市的時候。中國的大量土地，給茶樹提供了它們喜歡的環境，從南到北，有21個省市產茶。采茶期最早2月中旬就開始，結束在5月下旬。最南采茶點在廣西，最北在山東。
這時候，喝茶的老顧客不斷地推開茶葉店的大門，品嘗新茶。
“要西湖龍井。”一位年輕人拿著禮盒，指給茶葉店穿著傳統服裝的工作人員。這是王府井一家老字號茶店吳裕泰里時常發生的場景。該店總經理孫丹威對國內市場很有信心，并嘗試把其產品推出國門。“我們目前還沒有在國外銷售，正在考慮，首先會選擇在亞洲國家嘗試。”
但就是國內這樣排名前列的茶商，若不是被問及，也不會主動提有關國外銷售的情況。幾乎所有的茶商說起外銷局面時，都皺起了眉頭。“外銷茶葉，現在只有量，沒有利潤。平均利潤只有1到3個百分點。特別是金融危機之后，很多原來出口的茶葉商都轉為內銷了。”孫丹威皺了皺眉頭。
在北京馬連道茶葉城，一家云南滇紅茶葉店里，坐著一個年輕人。他來自江西，幾年前，他們靠老鄉搭橋，曾經把茶葉賣到了迪拜。但是一年以后，他們海外生意就斷了。“沒品牌，利潤低得不行，還有出關入關各種檢查手續費，不如內銷劃算。”
“好茶葉留給自己喝，賣出去的都是廉價的毛胚茶。”提到中國茶產業，業內人不由得自嘲一把。
文章開頭提到的美國商店精致的“北京茶”，一盒五十小袋，約合人民幣50元。但在吳裕泰的商店里，一盒同樣五十袋的綠茶，價格是前者的數倍。名優新茶每斤上千元，這在中國并不是秘密。數萬元的普洱、數千元的猴魁毛峰，在書寫一個個茶葉傳奇。中國老百姓樂在其中，但要讓外國人乖乖地掏出錢包，得讓他們認為貴得有道理。
很多茶葉界人士為此苦苦思索。中國茶葉流通協會副會長王慶記得這樣一件事。兩年前，在北京馬連道國際茶葉城，他見了一批同道中人。十多位肯尼亞的茶商由肯尼亞大使帶領，參與了雙邊的茶葉座談。肯尼亞也是產茶的主要國家之一。一位肯尼亞商人不客氣地說，當地最優質的紅茶，每磅四五美元。但中國隨便一磅功夫茶，價格就十多美元。外商不理解，為什么定價這么高，為什么定價這么高還能賣出去。
王慶解釋，中國的茶葉里面蘊含著深刻的茶文化。有的茶葉只能人工采摘，講究手工加工，成本就抬高了，比如講究采摘的時令，就集中在一段時間內，比如“明前茶”，又比如茶中的故事。
一個皮膚黝黑的肯尼亞商人，睜大了眼睛看著他，“但茶葉營養成分不都差不多嗎？你們這么貴，我們這么便宜，別人為什么不買我們的呢？”
王慶無言以對，只能一笑而過。
這的確是個問題。“為什么不買便宜的要買貴的？”如何讓國外消費者買“昂貴”的中國茶。吳裕泰總經理孫丹威講到了一個出路－－講“故事”。
中國傳統的十大名茶包括西湖龍井、洞庭碧螺春、黃山毛峰……“各個都有故事。”孫丹威正在讓屬下推“有故事的茶”，“很多老外對中國文化和歷史感興趣”。
“說到底喝茶是喝文化，推廣中國茶必須通過推廣中國文化來實現。”她說。
從輝煌到落寞
中國是世界茶葉的故鄉，在“神農”時期（約公元前二三千年），中國人就發現了茶樹。《詩經》里提到了栽培茶樹。中國有世界上第一大面積的茶園，和最長的茶葉歷史。曾經站在世界茶葉市場的舞臺中央的中國茶葉，戴著世人矚目的皇冠。
荷蘭、英國、美國先后成為中國茶葉的超級粉絲。他們認同中國茶葉作為飲料的一種，能帶給他們健康、有品質的生活。
根據《茶葉通史》資料，15世紀初，中國茶葉開始輸出海外。外國的商船靠岸，“惟茶是急”。最早輸入到西方，則要晚上兩百年，是在1607年。
緊接著，英國人成為中國茶的“粉絲”。166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從荷蘭商船處購得中國茶葉，向英國國王進貢兩磅，每磅價值40先令，這在350多年前是貴得驚人了。茶葉在英國和歐洲一度是貴族身份的象征。英屬東印度公司還把中國茶葉轉手賣給歐洲獲利。
由于英國東印度公司背后有日漸強大的海軍做后盾，競爭力飆升，擠壓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中國茶葉貿易的利潤空間。荷蘭開始發展印尼的茶葉生產，以抗衡英國。20世紀30年代，荷蘭東印度公司主要到印尼買茶，占其購買總量的80%。
“粉絲”荷蘭的出走，并沒有給當時的中國茶葉貿易帶來多大的陣痛。后來者英國東印度公司終于壟斷了中國的茶葉外銷貿易。1860年，英國銷中國茶葉，占中國茶葉輸出的90%。根據《茶葉通史》記載，到1893年前，英國始終為運銷中國茶葉最多的國家。1880年達到頂峰，占中國茶葉總出口的60%－70%，獨步英國和歐洲茶葉市場。
東印度公司在賺錢，但它不過是個二道販子，最大的贏家是商品的主人，當時的大清皇朝。茶葉是當時最大的對外貿易商品。在1700年到1753年期間，僅英國商船就向清帝國輸送了兩千萬兩白銀，自18世紀60年代以后，隨著英國對華貿易迅速擴大，中國茶每年輸出達1800萬斤，貨值占出口總額的九成以上。
而英國商船僅拖來了棉花、洋布、鐘表等少量產品，價值不抵中國商品的十分之一。
如此巨額的貿易逆差，英國不得不以大量的白銀支付。東印度公司隨后想出了絕招，賣給中國鴉片以平衡貿易逆差。并要求中國開設更多的通商口岸，好讓他們賣給中國人商品。鴉片戰爭爆發。
一邊是，英國急于把工業革命的文明成果推銷給中國，但是仍然處于封建社會的中國王朝顯然沒有消化的能力。隨著英國國內工業生產能力不斷強大以及靠武力取得的大量原料產地，英國完全可以去殖民地生產茶葉，成本更低。
于是，在印度和斯里蘭卡，商業的力量播下茶葉的種子，長成青枝嫩葉。英國改為大量從殖民地進口茶葉，在當地開設工廠。
為保持其殖民地產品的銷路，與之前對中國茶的青睞相反，英國對中國茶的輸入采取了直接或者間接限制，中國茶葉銷往英國銳減，尤其是紅茶。1892年，輸入中國茶葉比例降到50%，1917年降至10%，1928年，平均每年銷往英國的還不足英國總輸入的2%。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之后，海運不便，銷往英國數量更少。
持續幾百年戴在中國茶葉上的皇冠脫落了。
錯過的文明
衰落是伴隨著掙扎的。
實際上，19世紀20年代開始，茶葉出口貿易直線上升，“五口通商后，茶葉外貿口岸增多，歐美列強諸國商人紛紛在通商口岸開設洋行經營茶葉貿易，使中國茶葉出口量驟增。”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沈冬梅說。
但外國商人在中國設立的茶廠，并沒有孕育出一個近代偉大的茶葉廠商。他們帶來了資本，但只是作坊式的工廠，建不了有成片茶園的茶莊。封建分散的小農經濟阻礙了茶葉資本的進一步發展。
在國際上，印度、斯里蘭卡、日本的茶葉同中國茶競爭激烈。日本為了爭奪中國市場，甚至專門宣揚中國制茶“不衛生”。美國1883年后多次制定茶葉法，禁止劣茶葉、著色茶輸入，限制中國茶輸入。之后，英國人1890年起宣揚綠茶會喝壞人的腸胃。
盡管，民間學者彭慕蘭研究當時中英經濟后得出這樣的結論，18世紀中國長江三角洲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同時期的英國不相上下。但差異的種子埋下后，差距就只等著時間顯現。
1717年，英國金獅咖啡館成為第一個對婦女開放的茶室，茶室成了當時單身女子會晤朋友而且不會令名譽受損的唯一場所，也是現代西方女權主義的發源地。婦女們可以在這里與啟蒙思想家一起辯論婦女是否如男性一樣擁有天賦的人權，以及是否可以參與議會的投票選舉。
而中國，人們喝茶還只屬于開門七件事中的生活調味品。天賦人權還只存在中國翻譯家的書本里。中國沒有趕上當時的班車。
從“國家專營”到“自主經營”
晚清覆滅、民國，直到新中國成立，穩定的社會環境終于給中國茶葉道路上的兵荒馬亂畫上了休止符。2011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好像一個輪回，中國又接近到了世界舞臺的中心。那么中國茶葉呢？近三十年來，一度沉寂的中國茶可否重返世界舞臺中央。
記者再次來到馬連道茶葉城，打算在這個北方最大的茶葉市場尋找三十年變化的蛛絲馬跡。
凌道農，39歲，來自茶葉之鄉安徽歙縣，家族茶葉店的繼承者。他父親是改革開放后的第一批茶商之一。當年，作為村里的生產隊長和當地的露天電影放映員，他父親生活規律但不富足。家里兄弟姐妹多，上有老下有小，這個年輕人總想著多賺點錢。
1978年，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的消息傳進了村子。茶葉由國家專營變為放開經營權限。他用村里的名字辦了“七賢村茶葉廠”。經歷過特殊的動蕩歲月，這個敏銳的年輕人，堅持以村子的名字冠名自己的茶葉廠，“說起來是給自己找把保護傘，不知道哪天政策會變，有個掛名總安全得多。”
凌道農是他的二兒子，高中畢業前，沒有出過縣城。
1985年，凌道農看到電視里宣傳萬元戶光榮。他驚詫地眨眨眼，暗暗得意，“那時候，我家早就不只是萬元戶了，而是好幾萬元戶。只是不敢聲張。”
原來在村里的老房子，又擠又破。三層的樓房，一口氣修了兩棟。靠著茶葉廠的火熱，房子修建得很體面。他們一家三兄妹以及家屬都和父母住在一起。
凌道農家的狀態引發了很多鄉親的羨慕。附近開茶葉廠的人越來越多，競爭也越來越激烈。直到一次，某省茶葉公司把上百斤的茶葉退還給了他們，一家人看著茶葉發愁。凌道農聽從父親的吩咐，走出省，來到山東開店賣茶。
同時，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在上海老鄉的幫助下，他們家開始把茶葉銷往海外。用統一的白色紙箱裝茶，上面只有數字和代碼，他記得這些茶就這樣漂洋過海。“也就賣過一年，利潤不高，就算了。”
去年，他把山東的茶葉店賣掉，來到北京。“老爺子在家里忙著帶孫子，但心里還是希望來北京賣茶葉。這是他一輩子的夢想，覺得來北京賣茶，有臉面。”他嘿嘿笑了兩聲。“孝順孝順，首先要順嘛。”他笑著說只買得起這30平米的房，而半空中，一個狹小到只能容納一個人的閣樓，就是他的臥室。
他覺得他在做的是一件“越來越孤獨”的事業，村里的年輕人多半都去了大城市打工。老家的茶葉廠要雇年輕人工作，簡直太難了。對于未來，他有點遲疑。
“再次崛起”的嘗試
凌道農不知道，在馬連道茶葉城里，據說擁有最大面積茶葉店的茶商也跟他一樣，起步在一個三十平米的小屋。那是浙江的茶農，二十世紀的最后幾年來北京發展。找上吳裕泰、張一元，想給他們供茶，結果被擋在門外。
這也是要來中國的“心臟”賣茶的大膽商人。
他們勤奮靈活不服輸，偶然在浙江聽到專家說到“有機茶”的概念后，堅定地抱著這個理念發展。“老百姓現在最重視自己的健康。”
隨著快速的發展，主人從一個浙江的農村青年也躍身為全國青聯委員。他們對海外銷售的話題沒多少興趣。“我們品牌在海外不靈，利潤很低。好茶賣不出去，遠不如國內市場的勢頭。”一位工作人員說，“海外貿易壁壘，口味不同，標準不同，這些都是走出去的問題。”
中國茶葉歷史的前幾百年，由官府書寫。茶葉是外交手段，是政府現金牛，也是治理邊疆的工具。但現在，茶葉僅僅是個放開的商品，按最大價值來算，中國茶葉一年產值1200億元，不及江蘇省鋼鐵企業三個月的產值。
百年間，茶葉從支撐清朝國庫的大商品，成為了切切實實的小商品。
所幸，最近三十年，一位業內人士感嘆，茶葉行業越來越有活力。“茶葉這個行業最大的變化是，由國有經濟占主導，變為民營經濟占主導。”
這也讓人充滿期待，中國茶葉流通協會副會長王慶期待茶葉股的誕生，期待中國能有一個跨區域的全國性茶葉品牌，最終，能打上自己的品牌，銷往海外。他說，這背后，必須有被廣泛接受的中國茶文化和標準做支撐。
正如準備揚帆海外的吳裕泰掌門人孫丹威所言，“茶葉推銷要講一個被外國人喜歡和接受的故事”。
數百年來，西方流傳的經典故事絕不停留在“獵奇”和“有情節”。中國茶葉要講什么樣的故事，才能最終重新被外國人青睞呢？(余芳倩)
(本文來源：中國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