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臘，學狗爬。”——民國時期二郎山民諺。
打聽到多營鎮還有一位姓牟的“茶背子”，不顧天下著蒙蒙細雨，朝紅開車載著我們趕到多營鎮。
多營鎮因三國時諸葛亮南征，在此安營駐扎，營帳連天而得名。多營離雅安十分近，曾經是過去雅康線人力運茶“小路”，它是離開雅安翻二郎山前往打箭爐（今康定）的第一站。當年茶背子背著兩三百斤的茶包，從雅安到多營，要走上整整一天。如今汽車飛馳，只需半小時就可抵達。半路上的公路邊有一片新建的“茶背子”群塑像，是根據雅安茶廠發現的20世紀50年代初期老照片復制的。它在紛紛灑灑的雅雨中挺立在翠綠的山谷里，喚起人們對那段歷史的記憶。
沿著泥濘的小路，拐彎抹角走進下壩村，村民聽說我們要找背過茶的“茶背子”，立刻高喊著：“牟文嚴，牟文嚴！”并指引我們走到一座破舊的農家屋前。一位瘦削的老人病懨懨地從屋旁繞出來，不管街對面一個似乎是其親戚的農婦嚷嚷著“你們采訪給多少錢”，徑直為我們開門。他就是“茶背子”牟文嚴。
走進屋里，黑洞洞、冷清清的，農具和雜物隨處擺放著。開了一盞瓦數不大的電燈，才讓屋里稍微有了些生氣。老人客氣地拉出小板凳，讓我們坐下，自己則習慣地落座到床邊的馬架子（當地的一種木制躺椅）上，和善地和我們擺起了他背茶的“龍門陣”。
“我叫牟文嚴，多營人，我二三十歲就開始背茶。雅安到康定要走22天。走多功壩、天全、紫石關、爛壩、大人煙、新溝二郎山這條路。背過七八轉（趟）。去時背得重，走得慢，回來時背得輕，或者打空手，走得快，空手只要兩三天就攏雅安。第一天到新溝，第二天過瀘定橋翻二郎山就到雅安。
從雅安背攏康定，叫‘長腳’，從雅安背到新溝只要7天，背攏新溝就回來，叫‘短腳’，1946年以后我就只背新溝了。
農村窮。農閑時我就去背茶，找點錢。雅安有30多個茶店子，好多我都背過。‘孚和’、‘恒泰’、‘天增公’，我都背過。每次要找‘頂單’，就是小老板、小包工頭，每次二三十人一撥，一天走20里。茶包子有16斤一包的，有18斤一包的，多的背十一二條，有的背8條，還要背路上吃的米。到了康定，號口（茶店分號）上交貨。原先背茶，是給錢。到了解放前一兩年，給米。背一條茶的工錢，是7升米。
那時候背進去的茶，在雅安叫‘粗茶’，過了康定就叫‘藏茶’，里面（藏區）連茶渣子都要吃掉，不吃（當地方言，吃茶即喝茶）茶不行。康定的漢人也要吃茶，不吃就不消化。一過了二郎山，不吃茶就不行，只要時間長了，不吃茶，解手解不出來，干燥，里面都是吃牛羊肉。
茶包子只要一過二郎山，就有香氣，香得很，過路的人都聞得到。兩邊氣候不一樣。
那時候背茶都穿草鞋，走得遠還不敢包腳，一天要穿爛一雙。過的小溪小溝、大河大溝，都是‘甩甩橋’（吊橋），不穩當，鐵鏈子上鋪木板，縫縫大，晃得很。有的還是‘溜鴿子’（溜索）。
背茶的沒錢，棒客（土匪）不搶。棒客一般只搶雜貨。但是有錢人有保哨（當地方言，保哨即保鏢），也不會被棒客搶。
路上背茶的人多，要上百（人）。走得慢的，就歇不到店子。大些的店子歇七八十人，三五個人一床鋪蓋，發完了就無法住（店）。住不到店就慘得很。前后不到店的，只好在路上歇。
到了康定，就要把竹篾的茶包割開，裝進牛皮做的茶包，給牦牛馱。因為牦牛橫沖直撞，牛皮包撞不爛，茶包才能到西藏。
有時候，邦達昌的騾馬來雅安馱茶，一隊騾馬上千匹，茶包都是竹篾茶包，騾馬聽話，走得好，不會撞爛。
當時和我一起背茶的還有個叫李德明的，比我大一兩歲。
除了背茶包外，解放軍過來的時候，我還給解放軍背過子彈。我還是黨員，那時解放軍還發了槍給我們，半夜聽到喊聲，就要起來集合出發，沒說錢不錢的。
聽我們這里的老人說，1935年紅軍過雅安的時候，他們給紅軍背過槍和子彈、糧食。
我現在身體不好，有病，在醫院醫了一兩萬元錢，還沒醫好。”
老人斷斷續續地回憶和訴說，似乎忘記了我們的存在，沉浸在年輕力壯時的歲月里，把那些陳年往事點點滴滴地講著。其間我們給他錄音、拍照，他都沒有覺察。我們只是快速地記錄和傾聽著，偶爾提些問題，盡量不打斷他的思緒。
告別的時候，老人顯得比剛見面時精神一些，他熱情地和我們道別。
